【學習成果】李聿康──中國史三：期末報告〈大誥〉、〈原君〉、〈原法〉

課名：中國史三      教師：方震華         助教：李志鴻

李聿康（現為台大歷史系二年級學生）  

《大誥》頒布於洪武十八年到二十二年，在本次所選的五則《大誥》篇章中，其中至少有四則可以看出明太祖對官吏的敵視心態。這種態度或許能從明太祖先前的政治背景，而找出其歷史脈絡。在洪武朝時，明太祖的功臣們，可以分為淮西勳貴以及浙東派文臣兩派，其中淮西勳貴在明朝以跋扈難治著稱，經常與浙東派互相排擠，劉基遭胡惟庸排擠下野，即為一例，[1]而胡惟庸案則是明太祖對淮西勳貴的一次整肅行動。因為此政治背景，可能再加上明太祖出身農家的緣故，才讓明太祖對於官吏，抱持一種敵視心態。《明大律》的法條中，針對官吏的死刑，較其原形《唐律》至少多出十餘條，受贓甚至單獨列為一類，顯示對官吏犯賄、瀆職等的罪刑得格外重視。[2]而洪武十八年到二十二年頒布的《大誥》也顯現了這一心態，

「間有忠良，同兇頑之徒聯銜，日被所污，終不能清，不易哉甚矣。」[3]

一句即明白表示，即使官吏原有忠良，也遲早會被擠走，因此在本此所引的五則《大誥》中，至少有三則，即〈社學第四十四〉、〈鄉民除患第五十九〉、〈耿良肆貪害民第三〉是在官吏有罪的前提下寫就的。

這種敵意心態，影響到明太祖對於中央對於地方統治的政策。五則《大誥》的內容，最直接反映出的就是明初中央政府對地方統治的失靈，而明太祖將統治失靈的責任，歸咎於地方官身上。〈社學第四十四〉中，認為社學失敗是地方官隱瞞學校情形、並從中舞弊的緣故；[4]〈鄉民除患第五十九〉認為地方有「在役之吏、在閑之吏，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」三種人勾結官府，禍害鄉里；[5]〈耿良肆貪害民第三〉中的耿良，則就是地方官在地方上可恣意妄為、欺瞞中央的實例。[6]換言之，在明太祖的認知下，從君到民的政治結構中，官、吏、起滅詞頌的奸民這三種軍民的中間人阻隔了資訊傳達，是導致中央統治地方失靈的原因。

明太祖解決的方法，就是設法將所有的資訊，集中於君主之上。《大誥》表面上要透過組織鄉村的自治團體，讓這個領導這個自治團體的老人耆宿們，有公議後自行監察地方政府官員的權力，然而，所有的處置，都需要經過皇帝面奏的程序，[7]換言之，這種作法其實是讓人民直接跳過中間的官、吏、奸民，而將下情直傳給皇帝，讓皇帝裁決一切。這項措施，與洪武十五年的錦衣衛系統同樣，[8]都是出自皇帝對官吏的不信任，而意圖透過嚴密的資訊蒐集來控制一切，而耿良案則是這種理念的體現，一個遠在廣西的官員所犯下的罪，無論巨細，居然都掌握到皇帝手中，顯示皇帝情報能力的強大。

然而，清初的黃宗羲在《明夷待訪錄》中，卻對此提出了不同觀點。《明夷待訪錄》寫於1662年，也就是南明政權終於確定無力回天之時。[9]在此背景之下，《明夷待訪錄》實可視為是一次對明朝滅亡的系統性反思，因此〈原君〉、〈原法〉等篇中，常可看見黃宗羲對於明太祖施政的回應，而地方施政即是其中一環。從黃宗羲的觀點來看，君主應該要為人民服務，而後世之君，包括明太祖，全都是將天下視為產業的暴君，[10]三代以後的法，只是君主為了鞏固自己利益而設置的「非法」，真正的天子之法，指需要舉幾項原則治理即可，而實際的政治制度，就是封建制度。[11]從周代的歷史經驗觀之，封建的缺點是地方封建的領導者難以維繫對天下共主的向心力，然而黃宗羲預設了在理想政治制度下的君主是因公利而興，在〈原臣〉中亦曾表明君臣都是為天下而設，[12]因此向心力問題等於不存在。在地方依封建治理的情況下，天子只需要有數項法律原則，節制封建統治者即可，地方上更細緻的法規則交由封建統治者管理。在這種制度下，臣不是體制的弄權者或是君主之敵，而是君王之師友，[13]重要之臣子如宰相，甚至可說是「君之分身」。[14]

總結來說，明太祖基於君主的視角，以及出身農家的觀點，認為只有集權於皇帝，才能解決中央統治地方失靈的問題，黃宗羲的臣子觀點卻恰恰相反，認為只有天子將權力下放給臣子，下放給地方，才能讓天下有效統治。黃宗羲的論點，因為時空背景與行封建的周代終究有所異同，可行性實所難言，然而，從後續發展來看，明太祖的主張也未必有效。《大誥》至明成祖時期就很少引用，多是附屬於《明大律》之下才被提及。錦衣衛、東廠、西廠雖先後設立，但集權於皇帝一身，最終卻可能導致皇帝負擔過重，出現怠工現象，自明中葉以後多位皇帝不喜上朝，大抵為此。歸根究柢，中央難以有效統治地方，實是當時的技術無法解決的問題，因此，明太祖、黃宗羲的討論，終究不能做為一有效解決方案，只能留待後世解決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》，明洪武內府刻本。
2.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武臣》，明洪武內府鈔本。
3. 黃宗羲著，宋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，臺北市：金楓出版有限公司，1987。
4. 王天有、高壽仙，《明史──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》，臺北市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。
5. 傅衣凌編，《明史新編》，臺北市：知書房出版社，2003。
6. 王遠義，〈試論黃宗羲政治思想的歷史意義──中西公私觀的一個比較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第38期，2006，臺北市，頁66-104。

[1] 王天有、高壽仙，《明史──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》（臺北市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35-37。

[2] 王天有、高壽仙，《明史──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》，頁27。

[3]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》（明洪武內府刻本），頁12。

[4]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》（明洪武內府刻本），頁12。

[5]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》（明洪武內府刻本），頁17。

[6]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武臣》（明洪武內府鈔本），頁1。

[7] [明]明太祖，《大誥》（明洪武內府刻本），頁13-17。

[8] 傅衣凌編，《明史新編》，（臺北市：知書房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65。

[9] 傅衣凌編，《明史新編》，頁599-601。

[10] 黃宗羲著，林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（臺北市：金楓出版有限公司，1987），頁27-31。

[11] 黃宗羲著，林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頁37-41。

[12] 黃宗羲著，林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頁32-36。

[13] 黃宗羲著，林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頁34。

[14] 黃宗羲著，林保淳導讀，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頁42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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